围猎

目的为手段赋予正义，但总要有什么为目的赋予正义。

——列夫·托洛茨基

01

雨打在挡风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R随着雨声的节奏敲击车窗，手指在玻璃上游移，仿佛钢琴家在无形的琴键上弹奏。无数个漫长的监视任务中，她就是用这种方式打发时间的。“够了，你打扰到我了。”副驾驶座上的K拍了拍她，另一只手仍然端着望远镜不动，这样的姿势已经维持了半个小时。R停下动作，看向窗外，东柏林的天空阴沉，街上行人寥寥，不到晚餐时间，城市灯火已在雨幕中氤氲开来；街对面，公寓四楼的那个房间却反常地暗着，如同无数睁开的眼睛中唯一紧闭的那个。“还没有目标的踪迹。”K的语调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但R还是察觉到了，“要提前行动吗？”

“否决。不能打草惊蛇。”

“万一他已经在和西边的人联系了呢？”话这么说，K监视的动作没有半分松懈，另一只手搭在腰间的枪套上；他苍白的小臂青筋突起，长久以来的职业病，R暗暗庆幸，自己如今已经不必再干这种体力活。“监听组那边没有消息，继续等。”她说。一些局里的同事把监视任务称为“看孩子”，途中不能打盹，不能发出动静，不能让孩子爬到婴儿床外，最重要的是，孩子这个称呼足够贴切，如果没有那种近乎于关切和爱的复杂情绪，是不可能时刻不停盯着目标几十个小时的。

R不喜欢在雨天出外勤，没有人喜欢，雨声会干扰监听，雨流会抹去足迹，雨水会为隐匿行踪带来麻烦。如果可能，她不会选今天作为行动的日子，但局势已不容拖延。这是近年克格勃内部涉及级别最高的叛逃事件，逃亡者是对外情报总局首屈一指的技术专家，四十年代初就投入情报工作，一线人员中，少有他这样在战前战后都十分活跃的。仅仅是他叛逃的消息就足以引起克里姆林宫的紧张，何况有消息称，他手中持有华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计划（注1）。作为他领导的小组内的第二负责人，R从克拉科夫被紧急召集，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代价将这个“重要资产”活着带回，除非万不得已，不得选择灭口。

从大衣口袋翻出画满记号的地图，R最后重温一遍行动计划：三组人分别监视公寓的三个出口，东德国安部提供一队支援，监听组拦截了公寓的电话和无线电信号，整个街区现在俨然是个密不透风的牢笼。不过，R早就在多年的经验里领会到，无论怎样的牢笼都会让猎物找到可乘之机，猎手才是一场围捕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来了。”K声音低沉，却让R顷刻从思绪中清醒过来，她抬头望去，公寓楼下出现一个步履匆匆的身影，身着黄色雨衣，在阴暗的街头格外显眼。通过体格，步态，雨衣遮挡下一瞬显露的面容，足够R确认那就是他们苦等多日的目标。 “行动。”她伸手敲了敲货车的后厢，和K推开门下车；货车后门随即打开，几个人跳下，跟在R的身后，他们是东德国安部派遣的精锐。“按计划行事。”R对身后的人说，用的是德语。

“是。”同行人里领头的回答。

R带人穿过街道，走向那个穿黄色雨衣的人，步伐介于行走和小跑之间，这么多人同时追踪，已经没有掩饰的必要，但距离太远，还没到冲刺的时机。雨越下越大，这样下去会阻隔视线，R打了个加快前进的手势，一行人跑起来，黄雨衣显然注意到这一变化，立刻开始拔腿狂奔。刺耳的铃声响起，电车从街道中央经过，短暂阻隔了视线，驶过后，黄雨衣的身影消失了。尽管R对于布下的包围网有十足把握，还是内心一惊，立即奔向离那人最近的街角，哪怕目标只消失在视野中一秒钟，都是极度危险的迹象。拐过街角，黄雨衣就在前面不远处，却不再逃跑，而是静静站着，似乎一瞬间忘记了自己本该做什么。这很不寻常，但R没时间犹豫，猛冲上去，把黄雨衣扑倒在地。同行人迅速跟上来，围在四周持枪警戒。

带着一丝不详的预感，R掀开黄雨衣的兜帽，底下的人长相却与目标大相径庭。文件上的照片R看过无数遍，不可能记错。“我……我做错什么了？”那人支支吾吾地说着，语调因恐惧而止不住颤抖，“我就是，在这里打广告而已……”

R立刻警觉起来：“什么广告？”

“之前有人给我一笔钱，让我今天傍晚穿这身雨衣在街头站着，说是当作宣传广告，没想到真的下雨了……”那人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什么事件，忙不迭开始辩解：“你们是史塔西，呃，国安部对吗，我承认打广告是资本主义行为，我认罪，拜托不要……”

身后传来同行人的呼喊，R回过头，看见一辆黑色轿车从路口飞速驶来，溅起一人高的水花，尖利的刹车声过后，停在了前方不远处。有个人从街角的阴影中猛然冲出，钻进轿车敞开的车门，R一眼辨认出，那才是真正的目标。同行人举起手枪，R马上伸手拦住：“留活口！”轿车很快开动，持枪的特工们纷纷看向R，但直到那辆车的尾灯消失在雨幕中，也没有人扣动扳机。R低头沉默片刻，起身，缓缓走向那个街角，现在再赶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街角的地面上，是一件脱下的黄色雨衣。

“目标逃脱。”R转向身后的人，说道，“立即组织警察在周边街区设卡，搜查火车站和地铁；把目标档案下发到各个警局，让他们协助搜索，如果有任何发现，随时通知我。这次行动失败，我会负责报告。”结束了。R很清楚，无论作出怎样的补救，都只是像葬礼上的悼词那样，让自己死得更体面的东西而已，克里姆林宫会在意的，只有自己说的前四个字。内部问讯、调职，也许更糟的是，让那些清理门户的人嗅到气味，R无法确定，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即将落在自己身上的惩罚。她仰头看向天空，天色变亮了些，雨大概要停了。

02

充斥在伊万·诺维科夫遥远的童年记忆中的，是饥饿。

1930年，当消灭富农的命令传到喀尔巴阡山脚下的村庄时，一切才刚刚开始。恐慌迅速蔓延，人人都知道，乌克兰的富农问题向来是莫斯科的眼中钉。先是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成百上千的人被政治保卫局判为富农，被押上囚车送走，那些囚车的别名叫“黑闷罐”，内部密不透风，六分之一的犯人闷死在运输途中——如果那些人称得上是犯人的话。然后是集体农庄、强制征粮，各州下派农业指标到农村，可农民不眠不休劳作十年也无法达到指标。余粮被尽数收走，种子也不放过，即便这样仍然无法打消莫斯科的疑虑，第二轮针对富农的清洗开始了；在诺维科夫生活的村庄里，每天都有熟悉的人被凭空扣上富农的名号，而后无声无息地消失。紧接着，饥荒不期而至。

面包最先吃完，然后是土豆，然后开始宰杀牲畜，但牲畜也都饿得瘦骨嶙峋，怎么剥也剥不下多少肉；再然后，人们到雪地里寻找橡实，磨成粉，掺进麦麸和土豆皮，再烤成面包；与其说那是面包，不如说是石头一般坚硬的饼，黑色的，比黑麦面包颜色还要深，黑得就像人内心的绝望。诺维科夫的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去村外的雪地挖橡子，然后才到邮局打听是否有父亲从劳改营寄来的信，几年来母亲最惦记的永远是这件事，每一次得到的结果却都是没有。而母亲回到家总是显得很开心，仿佛手中的那些橡子就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希望，诺维科夫没法假装看不到母亲手上的道道血痕，而母亲总是只有一句话：“吃吧，瓦纽沙（注2）。”

邻居格里沙大叔，往年圣诞节总是给诺维科夫家送预测运势的苹果，而那一年的圣诞节，他来家里讨余粮的时候，诺维科夫听见他和母亲的谈话，决定杀掉妻子和两个女儿，好让她们不再受苦。诺维科夫清晰地记得，说这番话时，格里沙和母亲的脸上都没有表情。那天晚上很安静，第二天早晨，诺维科夫看见格里沙大叔在屋子后面，脚边摆着几个布袋，一个大两个小，而他神色漠然地挖着坟坑，仿佛只是在干寻常的农活。三天后，人们发现了格里沙大叔吊在房梁上的尸体。某种程度上，格里沙一家是幸运的，因为饥荒还远没有到最坏的时候。

地里的橡子被挖光吃尽后，迟到的春天才带来新的食物——山上的花草可以吃，草根可以煮汤，椴树叶可以晒干磨粉做成饼，虽然比起橡子做的差得多。但这些远远不够，饥民们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穿过荒芜的田野，跪倒在铁路边，等到基辅来的列车经过时，向车上的人乞讨食物。母亲们总是举起自己的子女哀求怜悯，那些孩子瘦得几乎没有重量，仿佛只要轻轻一抛就会向上飘去，如同天使回归天国。诺维科夫已经过了母亲可以抱得动的年纪，又或者是母亲已经饿得没有半分力气，他只能自己跪下，从饥饿中挤出所剩无几的悲伤用来哭泣。那时诺维科夫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火车，带着震天动地的轰鸣声呼啸驶来，苏维埃工业化的最高结晶，在它面前俯首的却是一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母亲这根绷紧的弦最终还是断了。春季最后一天的早晨，诺维科夫起来，发现家里空空荡荡，餐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妈妈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你。愿你今后过上幸福的人生，瓦纽沙。爱你。”压在字条上的，是从去年冬天存到现在的几颗橡子。在村庄附近的河边发现了母亲脱下的靴子，她赤脚走入了春末的河水中，没有找到尸体，没人还有力气沿着河搜寻。此后的几十年里，诺维科夫反复思索母亲留下靴子的用意是什么，唯一得到的答案是，她希望孩子记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死去的。

诺维科夫离开的那天，村庄里一片寂静，没有人，没有动物，连鸟也没有，他是剩下最后一个活物。这些日子他已经太过熟悉铁路的运作，避开军队的重重看守，他扒上开往基辅的列车。在漆黑车厢里的几个小时，是诺维科夫最接近死亡的时候，缺氧，迫在眉睫的饥饿，当残存的意识走向模糊，车厢大门轰然打开。咒骂，哨声，手铐冰凉的触感，漆黑的房间和刺眼的灯光，诺维科夫饿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警棍抽在身上也毫无知觉。有人走进房间，叫停了审讯，把诺维科夫带到单独的牢房，每天送来足量的食物；诺维科夫顾不上考虑自己的处境，在狼吞虎咽之余，就盯着牢房狭小的窗户，一点点咀嚼脑海里庞大的虚无。过了几天，又或是几周，牢门打开，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进来，西装在他身上削出锋利的轮廓，如一柄黑色长剑，胸前的徽章则是点缀在剑柄处的玫瑰。诺维科夫仍然一动不动看向窗户，目光空洞，他便俯下身截住视线，与诺维科夫对视。 “初次见面，您可以叫我蓝先生。”男人嗓音儒雅，伸出手，那是一双学者的手，透出温和的姿态。诺维科夫顺从地伸出手。

握手过后，蓝先生拿出一份档案，慢条斯理地翻阅。“能从利沃夫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吧，毕竟铁路的防备那么森严。是为了您的父亲，我猜。”看似问候的话语，却显出他对诺维科夫的一切了如指掌。后者的目光中掠过一丝慌乱，但随即又归于平静，显然呆滞只是一种伪装。蓝先生微笑：“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诺维科夫，接下来请您回答几个问题，结果将决定，您会迎来新生活，还是被遣返回原本的地方。”

“第一，您是否擅长躲避追踪，以及长时间忍耐痛苦？”

诺维科夫点头。

“第二，您是否能够为做某件事不惜一切代价？”

诺维科夫点头。

“第三，您是否愿意为苏维埃国家安全事业奉献终身？”

诺维科夫点头。

“很好。”蓝先生啪地一声合上档案，像是为诺维科夫的回答鼓掌。他把手搭在诺维科夫肩上，照进监牢的光线从他头顶洒下，如施行洗礼般神圣。“我相信，今后我们的相处会十分愉快。”

03

深夜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寒风呼啸，裹挟着冰冷刺骨的潮湿气息，K竖起领子，加快了脚步。装作不经意地环视四周，视线将整片广场一览无余，没有人跟随，没有可疑车辆，两边楼房的窗户中也没有值得怀疑的身影。一路上K是步行来的，尽管距离不算近，他能开的车只有部里派发的那辆官方牌照的特拉贝特（注3），对于今晚的会面来说太过招摇。湿气渗进衣领，让K浑身忍不住战栗，才来到这里两天，他就开始怀念起黑海边上的阳光，还有免费入住的水疗中心，虽然对K这个级别的部员来说，那是一年只有一回的享受，但刚刚结束休假就被派到这鬼地方，未免也太过分。如果不是为了那个人，就算被降职都好，他也坚决不来收拾烂摊子，K不止一次忿忿不平地想。

顺着街边的楼梯往下，面前是一座地铁站的入口，大门却紧闭着，原本的格栅门后面还矗立着一扇厚实的铸铁门，表面已经锈蚀不堪；头顶的车站指示牌上一片空白，本来的站名被抹去了，这是一座并不存在的车站。K按动大门旁边的电钮，一次长，两次短，片刻后，铸铁门缓缓打开，后面是一个身着边防军制服的士兵。K出示证件，士兵解开格栅门上的挂锁，锁锈得太厉害，他来回转动钥匙的时间里，K扭头盯着楼梯上方，没有人来。锁终于开了，K侧身进去，门立刻在背后轰然关闭。

空气中尘埃弥漫，一股难以形容的陈腐味道，那种某样东西在角落里放了很多年会产生的气味。士兵在前面带路，车站里灯光昏暗，脚下仍然是战前粗糙的水泥地，墙上有不少残存的德文标语，都与战争相关；许多走廊和楼梯被封死，只留下通往站台的一条路。所谓的幽灵车站，以前K只从柏林局的同行口中听说过，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把东西德分开后，西柏林有几条地铁线路经过东柏林境内，那些线路仍在运作，只是并不停靠于东柏林的站点。这些站点由东德边防军驻守，不对外开放，东德地铁线路图上甚至没有记录，幽灵之称可谓名副其实。选这里作为会面地点，上头可真有品位，K暗暗抱怨。

经过一道道铁丝网和检查站，走上空荡的站台，蓝先生就坐在铁道边的长椅上看着报纸，即使这样四下无人的场合，他依然坐得端正，和在部门会议上别无二致。R倚在墙上抽着烟，看到K出现，她捻灭烟头，似乎是暗示K迟到了。“来到东柏林，感觉如何？”蓝先生背对着K，却察觉到了他的到来。K思考了一会这是工作上的提问还是日常问候，决定作最简单的回应：“冬天比想象中冷。我得添几件衣服。”

“我和招待所的同志打过招呼，晚餐还满意吗？”蓝先生又问，K分辨不出这是他本来就关切的，或仅仅是顺着话头说下去。“非常好。香肠和啤酒都很美味，是部里特供的。”他回答。

比起上次见面，蓝先生头上的白发又多了几缕，身体看来倒还硬朗，没有和部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变得脑满肠肥，不知是怎样做到的。K第一次来东柏林，还是六一七事件（注4）的时候，行动也是由蓝先生牵头，那时K还是非正式的编外人员，成功揪出了工人抗议的头领，在蓝先生推荐下进入第一总局。对此，K说不上有多少感激，蓝先生属于那种秉公办事的人，即便身上有劣迹、出身问题，总而言之，那些会被其他领导断然拒绝的人物，只要能力出众，他都可以招募到麾下。但K有一种直觉，蓝先生的宽宏大量是建立在他对手下毫不留情的利用上的，他可以为了摆脱麻烦放弃营救联系几年的重要线人，可以为了接触投诚的西方官员，让亲自培养的特工拿命冒险；K知道自己终有一日也会被这样利用，所以他不会感激。

蓝先生收起报纸，这是讲正事的信号，R走过来，和K一并站在蓝先生面前。“你们可能疑惑，为什么在这里见面。因为东西德的民众都不会出现在这，西边的探子没有藏身的空间，另外，地铁在隧道中行驶的震动也会阻碍窃听。”K不禁担心自己的不满是否被察觉到了，好在蓝先生没有纠缠这个话题。

“这次行动是针对N的。他是你们多年来共事的同僚，小组的领导，原则上说，不该由你们接手追捕N的行动，但组织决定破一次例。”蓝先生稍作停顿，给两人消化这种善意的时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已经十分严峻，莫斯科方面不希望东德再出现紧张局势，要求低调处理本次叛逃事件。目标很简单，逮捕N，回收他手中的敏感材料，上级给的期限很紧，你们是最熟悉N的人，因此也是唯一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找到他的人。”

“当然，你们不会独自行动，东德国安部将全力提供协助。”蓝先生站起身，朝着K和R身后的方向举手致意，两人回过头，铁道的另一侧，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来，身边有两名武装士兵陪同，他在站台边站定，向三人行了一个军礼。“这位是理查德·卡普里维中校，部长会议指定的协调专员，他会为这次行动组建队伍，接受克格勃的指挥。”即便隔着一条铁道的距离，K依然感觉到那人身上散发的某种敌意，帽檐投下的阴影盖住他的面庞，却遮蔽不了眼中冰一样的锋利，寒冷的、渴望见血的。蓝先生站在一旁，显出纵容的姿态，这又是他豢养的新一条鹰犬吗，为了针对旧日的门徒？K有些局促，看着身旁的R，她还是如往常般面无表情，但从一瞬间投向自己的视线中，K看出，她也明白这个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像是刻意留给双方互相打量的空档一样，过了许久，蓝先生才微笑着开口，打破横亘在铁道两边的僵局：“都相互认识了吧？没有也没关系，今后还有很多机会相处。”他走到K和R之间，拍拍两人的肩膀，“那么，预祝一切顺利。”说完，便朝出口走去。K本想道别，震耳欲聋的轰响从隧道中传来，强光刺破黑暗，一列地铁从车站里径直穿过，如传闻中那样，没有停靠。透过车窗，隐约可以看到西德张贴画明亮的色彩，乘客们裹在鲜艳的颜色里，至少，是相对这片土地而言，但他们只是路过，像活人巡游途经死者的国度。K呆呆地站着，地铁驶过只花了几十秒，对他而言却是漫长到超出常识的时间。回过神来，卡普里维中校已不在对面站台上，身边也没有R和蓝先生的身影。只有K孑立在空无一人的车站里，独自占有隧道中残留的风声。

04

斯拉娃·罗伯津斯基与诺维科夫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56年，森林边上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罗伯津斯基的父母是战后第一批获得苏联国籍的波兰人。出身纯正的知识分子，履历干净，纳粹占领时期明智地与地下党保持距离，他们清楚，战争时的中流砥柱，到了战后就可能被弃之敝履，甚至遭到清算，三十年代的教训（注5）依然历历在目。1950年，父母以交流学者的身份移居莫斯科，将化为废墟的家乡抛在身后，当少年时的罗伯津斯基坐在火车上回望如墓地般荒凉的克拉科夫时，她并不悲伤，只是再度想起那些瑟缩在避难所里躲避轰炸的日子，还有天花板上落下灰尘的味道。

莫斯科，新世界的渴望之城，名望、权力、财富都朝这里流淌。罗伯津斯基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不再惊叹于莫斯科的繁华，以她的经历，无法想象出一座未曾经历战火的城市可能是什么模样。在父母打点下，罗伯津斯基很快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就读，那时莫斯科大学就被称为克格勃培育人才的摇篮，而政治经济学系更是摇篮中的摇篮，虽然没有实际证明，但按罗伯津斯基观察，系里几乎每个同学都被克格勃的人接触过，至于后来有多少人正式加入，不得而知。

与外界的想象不同，一个人如果选择成为谍报人员，往往并不单纯是为理想，也不仅仅为了金钱，而是二者兼有。一点共产主义理想，一点物质承诺，再加上一点必不可少的恐惧，是炼成一名间谍的必要材料。罗伯津斯基对意识形态和金钱财富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也就是，既不冷漠也不热诚，但当招募人员对她谈起父母的波兰裔身份对学者头衔的影响时，她毫不抵抗地屈服了。一家人的优渥生活不过是建立于摇摇欲坠的地基上，只要他们动手一推，就会顷刻坍塌。谈话，审查，在课余时间接受训练课程，很快，大学里已经没法满足培养的需要了，论文答辩过后，罗伯津斯基被送往克格勃红旗学院。这一训练机构在莫斯科周边的森林中建立了五座设施，时至今日，她仍然不知道自己身处的究竟是哪一个。

学院没有设想中那么冰冷可怖，宽敞的两人宿舍，楼栋间的喷泉花园，但与这些相对，学习的课程则是真正令人背脊发寒的间谍技能。一年时间里，罗伯津斯基通过了初级的跟踪、反跟踪、监听、监视与战斗训练，成绩优异，但训练不是她最担心的，身边人充满敌意的目光才压得她喘不过气。一个靠着父母疏通关节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波兰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受欢迎的对象。空闲时间里，罗伯津斯基从不参加学院的活动，无论军乐演奏还是无产阶级诗歌朗诵会，她都敬而远之，即使这会影响到她的政治评价。她总是在训练大楼的天台上独自抽烟，香烟是帮别人在课程测验中作弊换来的。学院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森林，这个选址显然是出于保密需要，罗伯津斯基还想到一点，避免学员逃走泄密。桦树、云杉、几十米高的落叶松，将通往地平线的视野遮蔽；每次有风吹来，森林便如海浪般起伏，枝叶层叠交错，发出宏大遥远的声响。只有这时，罗伯津斯基才能享有短暂的平静。

一天她在天台对着香烟发呆时，有人走到一旁。罗伯津斯基以为是教官巡查，连忙把烟收起，而那人说：“没关系。我还以为只有自己会来这里呢。”那人看起来的确是教官的年纪，却不管纪律，只是倚在天台边，风拂过他栗色的头发，其中已经有不少花白。罗伯津斯基很快了解到，他叫诺维科夫，是克格勃派到学院的特别顾问，原则上不属于学院编制，说这句话时，诺维科夫狡黠地眨眨眼，罗伯津斯基立刻心领神会。按规定，学院里的人都必须采用化名，罗伯津斯基后来才知道，诺维科夫第一次遇到她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名。

之后几天，罗伯津斯基向其他教官打听诺维科夫这个名字，本以为他们会讳莫如深，没想到不仅愿意谈及，还显出十足的尊敬。一个健谈的教官对她说起，诺维科夫是对外情报总局功勋卓著的情报员，参与了战前战后的多个重要行动，在窃听领域，他是为数不多既精通设备布线又擅长幕后监听的专家。如果得到他的认可，今后就可以在局里平步青云了，教官别有深意地说道。罗伯津斯基对此并没有多在意，一方面眼下的事业本就不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诺维科夫于她并非那样高高在上的角色。

罗伯津斯基意识到，除自己之外，诺维科夫也是天台的常客。吹风时，他常常对罗伯津斯基谈起自己的过去，当初，他是为了寻找身在劳改营的父亲的音讯才选择被克格勃招募。战前的训练比现在严酷得多，当一切结束，他来到领导办公室，眼前的那位上级——也就是之后同样成为罗伯津斯基上级的人——对诺维科夫说，他的父亲几年前已经死在西伯利亚，招募时的承诺只是一场骗局。他可以转身离开，就此抛下特工的身份和责任，或者留下来继续为国家服务。当然，诺维科夫留下了，多年后他了解到，当时办公室的门外守候着内务部的人，如果他推门离开，就会被立刻逮捕，遣送回乌克兰的饥荒区。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诺维科夫说，因为他出身不正，他的祖父曾是彼得留拉（注6）的副手，加入过社会民主工党战斗队，与苏维埃派作战。这样的不信任一直延续到战后，甚至近几年，他还偶尔会在自己的随身衣物中发现窃听器。

罗伯津斯基知道，诺维科夫说这些是为了让自己面对排挤好受一点，虽然她并不那么需要这份好意，但也不讨厌，只是边抽着烟，边默默看向他。说完后，诺维科夫问：“能给我一支吗？”罗伯津斯基直接把自己那根递过去，学院里香烟太过珍贵，她舍不得再点一根。诺维科夫接过，吸了一口，猛烈咳嗽起来。“你没抽过烟？”罗伯津斯基疑惑，听闻资深情报员没有不是烟鬼的，要提振精神只有这种方式。“不抽，”从咳嗽中缓过劲来，诺维科夫回答，“不喜欢对某样东西上瘾。”吹来的风驱散烟雾，他双指笨拙地夹着烟，凝视烟头泛红的火光：“只是想试试有什么在手中燃烧的感觉。”

诺维科夫被派去了匈牙利，天台上又剩下罗伯津斯基一人。两年后，她从红旗学院毕业。之后的事情她不太愿意回忆，先是去东德，后又回到波兰常驻，干过不少脏活，和诺维科夫同组共事了不少时间。上级给组内每个人指派代号，用的是名字转写成英文后的开头字母，简单直接。他们说，这样可以和西方国家的间谍混淆，妨碍敌人的判断，尽管罗伯津斯基表示怀疑。最后一次和诺维科夫以同事身份见面，是在通往华沙的特快列车上，罗伯津斯基刚刚解决一起统一工人党内部的泄密事件，穿过车厢拥挤的过道，坐到诺维科夫身旁，交给他记录着政府会议内容的磁带，盒子表面沾着干涸的血迹。

过了很久，诺维科夫才接过，毫无预兆地说：“西边的人找到我了。我答应了他们。”罗伯津斯基震惊片刻，很快意识到他绝不会做没有理由的决定，本能地环视周围，检查嘈杂的车厢里是否有危险迹象。“上车时没发现尾巴，座椅垫和行李架我检查过，没有问题。”诺维科夫看出她的担忧，说道。他打开随身的公文包，露出里面的一份文件，封面上盖着华约军事委员会的印章，罗伯津斯基陷在混乱的思绪中，只瞥到标题的“捷克斯洛伐克”字样。“有这份筹码，足够撬动整个西边向我倾斜。”

“他们会准备一个对接小组，还有一个瑞士银行的匿名账户，接下来我会去东柏林，在他们的接应下坐上外交官车辆，再通过边境抵达西德。”诺维科夫看着她。“我说这些，不是对你有任何要求。你可以立刻告发我，踩在我身上去往更高的位置，我不会有半点怨言。这仅仅是我的告别，不是作为上级，不是作为同僚，而是作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向你告别。”不知为何，罗伯津斯基有种预感，诺维科夫其实希望她告发自己，几乎是在恳求她这么做，逃亡对诺维科夫而言不是一种解脱，而只是让命中注定的结局加速到来的方式。他已经厌倦了，谁又不是呢。但罗伯津斯基只能用最残忍的方式回应他。

“再见。”她说。

05

咔哒一声，磁带播到了底。卡普里维中校放下手中的铅笔，掀动录音机按钮，再次从头开始。缥缈的雨声，指节敲击窗户的声音，两个人的谈话，这段录音卡普里维已经听过几十遍，熟悉到能够记住每一处对话的时间点，再默念出对话的每一个字。音质不算理想，毕竟是支援小组的人在货车车厢里匆忙录的，R和K那两人太警觉，没有安放窃听器的机会。昏黄的台灯下，桌上那本笔记簿满是密密麻麻的字迹，磁带的内容已经咀嚼到再没什么可以记下了，卡普里维却还是找不到有问题的地方。唯一可疑的，是那个女人在车窗上敲出的节奏，但他对照了主流的几种密码本，没有对得上的。卡普里维靠在椅背上，活动一会身体，再度投身于白噪音的茫茫海洋中。他早已准备好把整个夜晚都花在上面。

敲门声响起。“请进。”卡普里维说。部里的警卫推开门进来，端着一杯咖啡，放在中校手边。“谢谢。”卡普里维眼也不抬，只是拿起瓷杯啜饮一口。警卫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卡普里维身后犹豫片刻，后者发觉他想说些什么，摘下一边耳机，回头看向他。“中校同志，您连续工作一整天了，请注意休息。”卡普里维点点头，表明这份好意心领了。“我没问题。这是莫斯科的同志给的任务，必须完成。你去换班吧。”警卫敬礼，走出房间。

墙上钟表的时针划过一大格，咖啡已经见底，还是一无所获。卡普里维丢开铅笔，即使他也不免有些烦躁，倒不是因为徒劳无功，而是谜题的答案近在眼前，却找不到破解的方法。他把笔记推到一旁，从桌上堆积成山的文件里抽出几份，都是读过许多遍的，重新看是否有遗漏之处。M司（注7）的信件检查报告、警方卷宗、报纸片段，翻阅途中，卡普里维又一次看到那条新闻：一周前，东柏林城郊有两名人民军士兵在巡逻途中被枪杀，经检查，弹头来自克格勃专用的间谍手枪。毫无疑问，是N那个畜生在逃往西柏林途中干的，卡普里维不自觉地握紧拳头，撕裂了报纸的边缘。中校亲自慰问了两名士兵的家属，向她们承诺，一定会严惩凶手，藏在话尾没有说的是，以自己的方式。

旁边的信件管道中传来声响，卡普里维立即起身，如果不是送到私人信箱或者由下属送来的信，一定极其重要。牛皮纸信封重重地落在信件篮里，上面没有署名，没有印章，那就意味着，是某个地位显要的人亲自递送的。卡普里维用刀小心裁开信封，里面是几份克格勃人员档案的副本，中校一眼认出，那正是自己的目标，那几个藏在代号背后的人，R，K，N，档案记载着他们被招募开始，到后来每一次行动的经历，“罗伯津斯基，卡拉切夫，诺维科夫……”中校低声念着那些名字，仿佛这样就可以将它们占为己有；档案下面压着一本小册子，卡普里维翻开几页，发现是那个小组使用的密码本，现在他确信，这是那位来自莫斯科的朋友的馈赠。他顾不上再看档案，迅速回到桌前，戴上耳机，重听那段敲击玻璃的录音。按照长短节奏对应字符，再把内容译成德文，结果是一段简短的文字：“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几十秒后，N出现，录音来到结尾，车门打开又关上的沉闷声音。那辆货车的车门处一定有另一个监听器，用来给逃亡者报信，监听组只监控了传出公寓的信号，却没有注意传入的。

重大的发现，但还不够，事后货车被彻底检查过一遍，没有查出问题，R和K抽空拆下了监听器，那种情况下还能做到，实在不得不钦佩，卡普里维想。没有物证，指控就难以成立。思索时，房门再次被敲响，进来的是另一个警卫，他敬礼：“中校同志，关于那个打广告的人招供的内容，有重要调查进展，现在向您报告情况吗？”

“讲。”

“付钱让那人做伪装的，是一名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他现在已不在境内；但是，发现了该商务参赞与另一名可疑人物的电话记录，在电话中，可疑人物向他透露了抓捕行动的细节。电话地址在这里。”警卫递来一张纸条，上面的地址正是R，不，罗伯津斯基暂住地附近的公用电话。有了这些证据，再加上那位莫斯科朋友的授意，应当足够把事情了结。中校并没有感到欣喜，那种情绪对于履行职责是多余的，对他来说，眼前的一切只是顺理成章地串联起来，他要做的只是将整个罪恶的链条彻底碾碎。卡普里维拿起话筒，拨通一个内线号码：“请为我转接克格勃派驻工作组。”接通后，对面没有说话，只传来一阵冗长的沉默，像是在等待卡普里维先开口。“先生，我们有关键发现。您会感兴趣的。”

06

K这个代号不是安德烈·卡拉切夫自己选的。话说回来，又有谁是自己选的，无论最无关紧要的代号，还是被命令杀死某个人？某种意义上，卡拉切夫和K的名字是契合的，那个卡夫卡小说里的K，经受着巨大而无可名状的命运支配。许多年前他就读过卡夫卡，虽然算不上禁书，但无疑属于不受欢迎之列，如果有人因此痛斥他受小资产阶级颓废文化腐蚀，也没什么可辩解的。加入克格勃之前，卡拉切夫是个太早坚信自己会为文学事业贡献一生的青年，除却一腔热情之外两手空空，从黑海边上的家乡去往大城市流浪；他身边永远聚集着一群同样年轻而一无所有的人，诗人、剧作家、独立思想者，当然都是自诩的，随着文化界的风向四处游荡，如同在城市间迁徙的候鸟。

年轻时卡拉切夫也信仰社会主义——不是写在档案里的那种信仰——谁年轻时不是社会主义者？谁年轻时不是诗人？他爱好未来主义诗歌，狂热地阅读马雅可夫斯基与赫列勃尼科夫，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创造出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学；他也给杂志和作家协会投过稿，统统石沉大海，像卡拉切夫这样大学都没有毕业，却自称文艺工作者的人，足够把全苏联的作家协会挤满，而事实是，他们连第一道门槛都跨不过去。生活开始不可避免地拮据起来，卡拉切夫和朋友们租住在阁楼，为了节省车费走上一整天去投递稿件，每天晚上围坐着喝最廉价的勾兑伏特加，轮流念诵自己新作的诗。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下去，倒也不错，但它注定不会。

警察突如其来的拜访，报纸上关于“新兴极端文化团体”的报道，朋友们一个个消失，有的再见到时形容憔悴，对自己的经历避而不谈，有的干脆再没出现过。卡拉切夫害怕了，烧掉自己署名的诗稿，之前退回的稿件也统统撕碎烧尽；他四处辗转躲避警察，其实警方并没有动真格去追捕他，诗人而已，偶尔处置几个杀鸡儆猴就够了。不过他这番行为吸引到了另一些人的注意，克格勃找上门谈话的时候，卡拉切夫害怕得话都说不利索，但开出报酬时他眼中闪过的兴奋，反倒证明他可以信任，或者说，容易操纵。卡拉切夫记得，招募自己的那人读着搜查到的、他留下的最后一份诗稿，发出赞叹：“或许有天，您的诗句真的能载入史册。”卡拉切夫几乎就相信了，如果没有见识过朋友们遭遇了什么。

在伊万·诺维科夫手下做事，是战后不久的事情，那时局里急缺能干脏活的人手，这样的人大多死在了战争中，而卡拉切夫短暂的诗人生涯的一大目标就是逃避兵役，换而言之，他能被选上只是因为他还活着。虽然并不想承认，但他能被诺维科夫重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卡拉切夫的底线比其他人低一些——或许，不止一些。在53年的东德，卡拉切夫与抗议工人们相谈甚欢，大声宣告今后将要实行彻底的民主社会主义，加薪和言论自由都会有的，转头就抓住抗议头领交给苏军处理；56年十月的匈牙利（注8），卡拉切夫把武器运进罢工人群中，军队开火之后，就宣称死者是武装暴徒，记者们一拥而上，拍摄尸体旁散落着步枪的照片。应该说，这些龌龊手段不完全是卡拉切夫的责任，所有行动都是在诺维科夫本人首肯，甚至是策划下展开的，审阅计划的时候，诺维科夫总是神情沉重，一根接一根抽烟，有时卡拉切夫仿佛感到，他发出了一道漫长而无声的叹息。

在匈牙利的最后一夜，卡拉切夫一生都不会忘记。十一月的第一天夜晚，广播中传出宣布匈牙利中立的消息，政府决定废除华沙条约，局势即将白热化；街头一片混乱，到处都有国家官员被群众抓住，在沸腾的怒吼中遭到处刑。卡拉切夫和诺维科夫潜藏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楼顶，监听总理府中的情况，远方的地平线上涌起浓烟与火光，城市正在燃烧。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呼喊，一名苏军士兵登上房顶，举起枪，显然是将两人视作了准备袭击苏军的武装分子。来不及证明身份，士兵就扣动扳机，一枪击中卡拉切夫的腹部，他随即倒下，并非因为疼痛，而是本能地躲避接下来的射击；躺倒在地面上，他看见诺维科夫拔出手枪开火，交错的枪声停息后，诺维科夫还站着，而不远处传来躯体倒地的声响。他冲上来查看伤势，卡拉切夫摆摆手，让他先去看那个倒下的士兵，疯狂分泌的肾上腺素暂时屏蔽了痛觉，卡拉切夫还能起身，看着诺维科夫去检查那名士兵。如果这时在这个地方枪杀一名苏联军人，那将是比噩梦还要更糟的事态。

诺维科夫朝那人俯下身，寻找伤口位置，从他煞白的脸色就能看出，情况并不乐观。他脱下大衣堵在伤口处止血，徒劳地拍着那人的脸，依然毫无动静，把手放到鼻孔处，他脸上的慌乱变成了恐惧。诺维科夫捂住嘴，开始干呕，像要把灵魂都全部吐出，双眼瞪大如两口干涸的井，盯视着死者逐渐冰凉下去的躯体。事后卡拉切夫得知，那是诺维科夫第一次杀人，很难想象他干到这位置，此前却从未杀过一个人。不过那时的卡拉切夫注意不到这些，肾上腺素开始消退，疼痛席卷而来，他昏厥过去。再次睁开眼时，是在离开匈牙利的军车上，诺维科夫沉默地坐在一旁，面如死灰。上头掩盖了这次事件，对外宣称是反苏分子开的枪，考虑到任务的其余部分完成得足够好，没有下达处分。一向贪图便宜的卡拉切夫并不感到庆幸，倒不如说，他愤恨开枪的人为何不是自己，明明他的道德感如此廉价。

事件过后，罗伯津斯基加入了小组，两人十分默契地对她三缄其口。她比卡拉切夫年轻得多，也能干得多，两三年便超过了他的职阶，他倒是没什么意见，反正薪水也没有降低。不如说，他和罗伯津斯基相处不错，关系好到，当她说起诺维科夫决定叛逃的事情，他没有怀疑她在说谎。卡拉切夫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工作这些年里，他见过身边不止一个人被逼向极限，这些人的选择只有两个，死亡或者流亡，而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在卡拉切夫和罗伯津斯基被确定为追捕诺维科夫的人选后，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既然最初没有告发，那就送他最后一程，这无疑不符合做事的规矩，但符合他们之间共处的原则。卡拉切夫和西边的人搭上线，罗伯津斯基把抓捕计划全盘托出，然后，就是那场精心策划的失败的行动。那天最后返程的路上，雨已经停了，卡拉切夫凝视车窗上残存的雨滴，心想，我已经把那一枪还给了你，伊万·诺维科夫。

07

手表上，时间刚过八点，海因里希·海涅大街灯火通明，人潮汹涌。有两条尾巴，就在身后，不，也许三条。两个身着长风衣、用宽檐帽遮住视线的男人，街口处缓缓驶来又在路边停下的轿车，还有一个无法确定，瞬间的直觉表明，有谁正在高处监视，但夜幕全然掩盖了那人的身影。罗伯津斯基精确控制着步伐，处在他们的视线中时保持正常速度，避免遭到怀疑，一旦进入盲区就立刻加速，快跑着与他们拉开距离，虽然他们总能迅速跟上。跟踪从罗伯津斯基离开住处就开始了，她无法判断现在的处境，对方大抵是东德国安部的人，是在试探、搜集证据，还是发起致命一击的前奏？罗伯津斯基有片刻的侥幸，如果那些人现在没有动手，或许就说明情况没那么严峻，协助逃亡的事情还没露出蛛丝马迹。但她转瞬打消了这个幼稚的念头，她自己就曾对无数人做过同样的事，这种用临近的威胁逼出破绽的做法，她还不熟悉吗？

踏上亚诺维茨桥，两个跟踪者汇集到一处，罗伯津斯基回头看一眼，突然冲出人行道跑向马路，一阵鸣笛和刹车声，几辆车撞成一团，司机们摇下车窗大声咒骂；通往桥上的路堵死了，跟踪的轿车在通往桥的路口犹豫片刻，调头离开，而两个风衣男人则加快了脚步。那辆车很快就会出现在桥的另一头，必须抓紧时间，罗伯津斯基开始奔跑，在人流中飞速穿行，那两个人的脚步也骤然加快，始终紧跟在身后。来到桥的另一端，罗伯津斯基转身钻进小巷，趁两人还没跟上，狂奔经过几个拐角，她仔细研究过市区的地图，早已设想过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摆脱追踪的计划，而那两人的准备显然不如她充分。

回到大街上，背后已没有两人的脚步声，街道上也看不到那辆跟踪的车，罗伯津斯基稍微松了口气，但这还远不意味着结束。她走进街边的电话亭，竖起衣领挡住脸，投币拨打一个早已熟记在心的号码；那是和卡拉切夫约定好的，他把暂住公寓的公用电话线路转接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两台电话都与个人身份毫无关联，这样才足够保险。提示音响了几声，对面很快接起电话，却没有声音。罗伯津斯基也没有说话，最初以为是故障，直到另一头传来更多人的脚步声，巨大的恐惧笼罩了她的全身。她立即扣上电话，不可能打错，线路没有问题，唯一的可能是有人闯进了卡拉切夫的房间。按照他们的行动效率，应该已经进行了搜查，虽然她相信卡拉切夫不会留下可供指控的证物，但……罗伯津斯基无力地垂下头。如果他们决定动手，说明最坏的事情已然发生。

几辆黑色汽车从街道两端驶来，在路人的惊呼中开上人行道，电话亭被包围在车灯的照射中，如同被聚光灯照射的舞台中心。许多人下车，拔枪瞄准电话亭中的罗伯津斯基，大吼着命令她投降。在强光的背后，罗伯津斯基隐约辨认出卡普里维中校的身影，他拿起扩音器，语调却不急不缓，第一次碰见他时罗伯津斯基就想到，他一定是那种喜好折磨到手的猎物的人。“斯拉娃·罗伯津斯基，现指控你犯下间谍罪、叛国罪、协助谋杀罪等多项罪名，依法将你逮捕，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然而这些话并未传进罗伯津斯基的耳中，她环视周围，没有等来蓝先生的出现，就那么执着于运筹帷幄的感觉吗，她冷笑。

国安部特工们开始慢慢靠近，罗伯津斯基用仅剩的时间打量他们，隔着一层电话亭的玻璃，以制式手枪的口径，应当无法立刻让她丧失行动能力；也就是说，她还有为自己选择结局的可能，一个符合她身份的结局。今夜的天空没有云，月光清朗，柏林的冬天很少下雨，几天前那次，大概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场。赶上了这个冬季的最后一场雨，也算不虚此行。罗伯津斯基拔出枪，将枪管塞入口中，血花在电话亭中迸溅开来，猩红沿着玻璃向下流淌，遮蔽了她最后的面孔。

8

1976年。

英格兰海滨笼罩着一层薄雾，靴子踏上松软的草地，积水近乎没及脚踝。平静的浪冲刷着悬崖下的石滩，高耸的白色岩壁以冷峻的面貌朝向大海，几千年来如此。星期日的清晨，诺维科夫总会来看海。现在他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他们派发了假名和新的身份，但独自一人的时候，不需要这些面具用于掩饰。时至今日，他依然无法习惯抛下过往的人生去生活，异国的口音，陌生的城市，多雨的季节，唯一能让他感到熟悉的，是偶尔送来的谍报文件，而这偏偏是他不愿记起的东西。

海风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掀起波浪，起伏的纹路荡漾开去，经过散落在四处的教堂废墟，漫向遥远的陆地。有时诺维科夫觉得，那些残垣断壁像是某种庞大的墓碑，面对时间的摧残与海雾的侵蚀，沉默地纪念着某些不会被纪念的人。雾中出现光亮，一辆车顺着蜿蜒的小径驶来，停在草地的边缘。一个人影下车，走向诺维科夫。

来到面前，那人递出一份资料，上面是模糊且过度曝光的文件照片，由缩微胶卷冲洗而来，标题处有剑与盾的徽标，大概出自他们安插在克格勃文书部门的某个内线之手。诺维科夫翻阅着，从格式可以认出这是克格勃的人员档案，离开那份工作许多年，再看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但过往的记忆就如同冰冷的针，此刻猛然刺进头颅，直触大脑最深处的思绪，令他不禁战栗。文件上盖着归档的印章，意味着这些文件已经保存备案，对档案的主人也已盖棺定论——退出部门或是死亡，往往总是后者。

诺维科夫看到熟悉的名字：斯拉娃·罗伯津斯基，曾用代号“R”，通敌，协助部门重要人物叛逃，1968年于东柏林遭到围捕，畏罪自杀；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卡拉切夫，曾用代号“K”，1968年被捕，先于东德国安部二号部门设施内受审，半年后被送往诺里尔斯克劳改营，1970年死于狱中；最后是他自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诺维科夫，曾用代号“N”，叛逃，再往下便是一片空白。读到这些，诺维科夫甚至感到释然，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遭受的痛苦将远大得多。但诺维科夫无法原谅自己的是，那些痛苦本就不该是他们承受，是他用虚假的认罪绑架他们，又以懦弱的逃亡抛弃他们。诺维科夫低下头，他已经忏悔了许多年，再多这一分钟也无妨。

许久之后，诺维科夫从上衣口袋中摸出打火机，他是从天台上那次谈话后开始抽烟的，还要再过多少年才能戒掉呢，他想。空气很潮湿，打了许多次火才成功，诺维科夫点燃档案的边角，火焰跳动升腾，在纸上蚀出漆黑的空洞，吞没那些模糊不清的字句；直到整份文件被火吞噬，烧到了诺维科夫的手，他依然没有放开，这让他想起古代用于驱散迷雾的灯塔，此刻他手中这座却无法驱散周遭的雾，只是令他痛楚。

这就是什么东西在手中燃烧殆尽的感觉，诺维科夫想，二十年的记忆，生者与死者的过往。火逐渐熄灭，余温尚存的灰烬零落下来，飘向大海。

注1：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注2：诺维科夫的昵称。

注3：东德汽车品牌。

注4：1953年6月17日东德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最终遭到东德人民警察和苏联驻德国集团军镇压。

注5：1937至38年，亲苏的波兰人曾遭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规模清洗。

注6：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1919年末遭红军击溃，流亡国外。

注7：Abteilung M，东德国家安全部邮政通信监控部门。

注8：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的群众和平游行演变为武装暴动，后经苏联两次军事干预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