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英丨柏林，1992。 1-3

起笔于2020年8月2日。

※本文是基于历史事件改编的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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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要从一面墙的倒塌讲起。

这是一面聚焦了世界目光二十八年的高墙，墙的两边住着同一个民族，他们曾共享同一种肤色、瞳孔、头发、额头、下颌，饮食、宗教、语言、历史、文化，现在却被一面带有铁丝网的混凝土墙分成形同水火的两群人，西方称东方为“极权的铁幕”，东方称西方为“堕落的资本”，墙的两边都坚持自己才是唯一的正义。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面167.8公里的全封闭边防系统冷峻地看着围墙两边的对峙、逃离、流血、死亡，为历史做一位最沉默的目击者。

这一面由持枪士兵守卫的坚固围墙的倒塌，起因是一次失误。刚获得马克思勋章不久的君特·沙博夫斯基书记拿着文件看走了眼，向世界宣布开放围墙，人潮涌过检查站，直涌向城市的西边。1989年11月9日，东半球的人们正渐渐进入宁静的睡眠之中，惟有中欧平原上的柏林毫无倦意，彷佛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火热的摇滚音乐会。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以后，边防军终于放弃了对人群的阻拦，东边与西边的边界开放了。

边界不复存在，柏林市民一呼百应，放下手中的茶杯、香肠与报纸，拿起铁锤和凿子走上街，决心替市政府分忧，亲自拆除这面将柏林市和德国人的心脏一分为二的围墙。起先，墙上只是被这些“围墙啄木鸟”凿出一个小坑，但激动的市民们显然不满足于这样微小的成果，接二连三地在小坑附近或凿或锤出更多的小坑，一个个小坑连成一张激愤的网，在深秋的空气中振荡盘旋。又过了一些时候，混凝土被砸开了一个洞，市民们更加用力地挥舞起手中的工具，最后，一道长长的裂缝串联起墙上的坑洞，将墙体劈成两半，紧接着，又是一道长长的裂缝。墙一头的人们往后闪出一些空间，以便让墙体的一部分能更顺利地落下。围墙边的民主德国边防军士兵持枪静静看着历史的发生，他们以静立的姿态参与了历史的书写。

波茨坦广场上，推土机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前进。有人高举双拳呐喊，有人手持鲜花香槟等待，有人欢呼，有人流泪。推土机来来回回，试图抚平这道文明的伤痕。人们满怀欣喜地望着，彷佛一个新世界正在降临。

向往新世界的人抖擞精神走进新世界，但有一部分人——那些生活在历史阴影处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守着一个政权四十年的黑暗秘密，新世界的阳光一旦从窗口透入，所有污点、阴谋、放出的冷枪和开枪的人都将无处遁形，他们决定用燃烧的火焰对抗旭日的光明，碎纸机和焚烧炉轰轰作响，机器无法完成的干脆就由人来完成，工作人员们夜以继日，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销毁了四十年间5%的罪恶。试图抹杀历史的烈火烧过12月，引起了人们的警觉，1990年1月15日晚，忍无可忍的市民们破门而入，踩过领导人的画像，阻止了火焰的蔓延。档案装满了15500个口袋，长达111公里的卷宗和数十万个影音文件被接收，人民先是修复了历史，现在又拯救了历史。

整理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东西德携手欢庆联邦德国在意大利捧起大力神杯，东德原辖区遵照西德基本法集体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政府退出国际政坛，走进历史博物馆。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俄罗斯联邦旗取代苏联国旗升起后的第四天，德国联邦议会通过法案，将斯塔西的档案文件向市民公开，民众有权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斯塔西档案。

1992年1月，档案局开始接受第一批市民申请。

昨晚下的小雪已经开始融化，把柏林的街道浸得湿漉漉的。人们从刚刚结束的圣诞新年假期中回归工作，行色匆匆地走在方形石块砌成的人行道上。档案局办公楼前，皮鞋的鞋底带着雪化作的水渍踏进办公楼中，在门廊处印出一串由深到浅的脚印。这众多脚印中的一组从门口延伸到一间办公室中，脚印的主人——尤里安·敏兹正半跪在沙发上，试图将窗户打开一条缝以便通风。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半年前从大学毕业，进入档案局工作。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成立后，他的工作内容被调整为接收市民查看档案的申请，并帮助其寻找相关档案。这是一份无聊且枯燥的工作，但足以为尤里安提供每个月的基本收入，这样他便可以一边养活自己一边等低自己一个年级的女友卡特萝捷·克罗歇尔也拿到大学学位，再与她一同前往维也纳定居。

办公室的窗户有点旧了，尤里安用力推了好几下才勉强将窗户的保持在“既能透气又不至于让冷风刮到自己脸上”的宽度。当他终于结束与玻璃窗的搏斗，转身重新站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时，一位拥有亚洲面庞的老人手持圆帽站在办公室门口。

尤里安一面迅速回到办公桌前，准备进入工作状态，一面看着眼前这位老人——男性，约莫五六十岁，身穿一件深褐色呢大衣，里面是一套深灰色方格西装，掺杂着几缕银白色的黑色头发被梳成一个典雅的形状，他的身高并不算矮，大概是因为身型偏瘦的原因，整个人便显得有一些小，最吸引尤里安的是这位老人的眼睛，深黑色的瞳孔中闪烁着恒久的光点，像一扇通往深邃宇宙的门。

“需要申请查看档案吗？”尤里安拿起手中的铅笔和表格，他知道，上这里来的人只有一个目的。

“是，是的。”老人的眼睛闪了一下。

“来的是本人吗？”尤里安按照程序继续问道。

“不……不是本人。”老人开始捏住圆帽的指关节有一些颤抖。

“那——有本人的委托书吗？”尤里安又问，老人还是摇头。尤里安有些疑惑，既不是本人，有没有委托书，这位老人究竟想做什么呢？

老人沉默片刻，又开口说道：“统一以后，我在市政厅和档案馆里找了个遍，都没有他的半点信息。我想，也许斯塔西的档案中会有他的卡片。”

“您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老人略显急切的眼神使得尤里安好奇起来。

“华尔特·冯·先寇布。”也许是有冷风穿过，老人在发最后一个音节时，上下两片嘴唇重重地碰了一下。

尤里安抬头，盯着老人的亚洲相貌，大惑不解地问：“他是您的亲戚？”

老人摇头。

尤里安心中的疑惑已经堆到了喉咙，他只好继续追问：“您和他有任何法律关系吗？养父子、监护人、财产继承人——这一类的？”

老人垂下头，盯着双手中圆帽的帽沿，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没有。我跟他……只是朋友。”

“很抱歉。”尤里安将身体前倾，两只手的小臂放在桌面上，“按照档案局的规定，非本人到场，没有本人委托书，无法证明当事人已死亡且为当事人直系亲属，我没有权限为您提取档案。”

老人眼睛里的光黯淡了，他紧紧抿住的嘴角有些微颤抖。在一阵沉默之后，老人从鼻腔中深深呼出一口气，重新抬头，带着歉意地说：“抱歉，我的要求实在有些强人所难。”说完，他从座椅上站起来，朝门的方向走去。热心肠的尤里安轻巧地绕过办公桌，为老人打开门。

“谢谢你的耐心。”老人将圆帽重新戴到头上，朝尤里安微笑。

“抱歉没能帮上忙。”尤里安真诚地说，老人温和地答道：“别这么说。”

尤里安一只手撑着门把手，斜着身子目送老人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才关上门重新回到办公桌前。他感到这位老人给自己一种熟悉的感觉，而自己又一时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他。

❀ ❀ ❀

档案局的工作并不繁忙，除了周末双休外，尤里安还可以在每周三享受一次轮休。这样，尤里安就能在网球场，或者和女友卡琳——这是她的昵称——一同度过这可贵的周中假日。这个星期三，尤里安同往日一样，准备去物理学院等卡琳下课，再和她一同去看电影。

卡琳准时下了课，轻盈地出现在尤里安面前。“我给你带了喝的。”她摇晃着两罐可口可乐朝尤里安眨眼。尤里安快乐地接过其中一个易拉罐，将它放进自己的背包里，拉起卡琳的手向电影院的方向走去。这对年轻情侣愉快地走在校园中，卡琳橘红色的长发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拍打尤里安的手臂，他们一边走一边聊着最近发生的人和事，朝空气中呼出一团团白气。当他们即将走过图书馆时，一张海报将尤里安拽出了与卡琳的二人世界。

尤里安放缓了脚步，直直地盯着海报上的内容——这是一场学术讲座的预告，下周一上午9点钟，地点在东亚研究所二楼，主题是——这些都不在尤里安的关注范围内，攫住他注意力的是那张主讲人的照片——掺杂着几缕银白色的黑色头发、柔和的眉眼、清瘦的脸庞，以及那双漆黑又深邃的眼睛。尤里安将视线下移，出现了一个东方式姓名——杨威利教授。

“等等。”尤里安拽住卡琳的衣袖，后者停了下来看向尤里安，“这是……你们大学的教授？”尤里安想，难怪自己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

“是啊，这上面写着呢——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C4教授 ，怎么了？”卡琳看看海报，不解地看着尤里安，“敏兹记者什么时候又对历史学开始感兴趣了？”

“不，你还记得我上上周给你说过的那件事吗？”尤里安期待卡琳在自己的记忆里找出一些信息，后者却直接摇头说：“你话太多了，我根本记不起来是哪一件。”

“就是那个——”尤里安的声音抬高了一些，“我在档案局上班时，有一位老人来查档案，可是他查的既不是自己，也不是亲属，他要查的人名字里带冯——现在除了不来梅和汉诺威的那群人，其他人基本上都快放弃这个无意义的符号了——因为这个的缘故，我记得非常清楚。”

“奇了怪了，他为什么要查这个人的档案呢？”卡琳的疑问不仅没有得到解答，反而加深了许多。

“据他说，他们是朋友。”尤里安认为这个回答并不具有说服力，但暂时也找不到更好的答案。

“还是不明白。”卡琳摇了摇她的漂亮脑袋，又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说：“电影快开始了，我们走吧。”尤里安点点头，搂住卡琳往电影院方向走去。

电影是让-雅克·阿诺的新片，刚在巴黎上映不久。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这都是尤里安最喜欢的那一类，然而，也许是故事的东方题材发散了尤里安的思绪，他的脑海里一直出现杨威利在办公室里紧抿嘴唇的样子，和他当时那双闪烁的黑眼睛。冷战是结束了，可谁知道终于捱过来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尤里安想起他那做记者的父亲，曾以文笔出众和富有正义感在东德新闻界颇有声望。然而，随着政府的政策越来越收紧，他的夜熬得越来越多，话却越来越少，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接下的采访却越来越少。“我很抱歉。”这是后来的他对来访者说得最多的话。即使这样，他还是消失了。有一天早上，他出门采访，之后就再没回来。两天后，三名自称是“国家公职人员”的中年男子敲开他的家门，向他和母亲展示了一张死亡证明，根据证明的内容，他的父亲于离家当天在城郊池塘边钓鱼时不慎落水溺亡。“请在三日内到殡仪馆认领遗体，我很抱歉，敏兹夫人。”尤里安噙着满眼的泪水看着三位中年男子留下一句冰冷的安慰然后离开。就这样，尤里安那从不钓鱼的父亲，躺在不锈钢床上，肺部充满小池塘的水，未获得一分钟的陈述便进入了永远的沉默之中。

尤里安的心绪不宁一直持续到电影散场，当他站在路口心不在焉地对着卡琳随机点头时，卡琳终于忍不住拐了他一下，说：“哎，绿灯亮了。”尤里安用鼻腔回答了卡琳一声，抬脚就向街对面走去。忽然，他感到自己被一只手猛地拽回人行道，同时，卡琳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来。

“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位教授的事？”卡琳用手指了指人行道上还亮着的红灯，朝他吐了吐舌头，说：“既然你那么在意，为什么不亲自去问问他？”

“可是我下周一要上班……”尤里安有些犹豫地说。

“请假就好了，还是说档案局只有你一个工作人员？去吧，就当是一次采访，你不是一直对东德往事很感兴趣吗？说不定他也有故事要讲。”

在卡琳的鼓励下，尤里安内心的天平又向某个选项倾斜了几分，最终，他点头认同了卡琳的建议。绿灯亮了，两个人向街的对面走去。正走着，尤里安忽然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因为刚才的电影才走神的？”

“因为——像你这样话多型电影爱好者，无论影片怎样，总是要和我讨论一番。可今天，无论我谈起剪辑、剧情还是演员，你都不感兴趣。排除这个变量后，会造成你今天心情波动的只可能是那张海报了。”

“相当严谨的推理！”尤里安朝卡琳竖起大拇指，后者得意地扬起眉毛，说：“那当然，你女朋友可是个强悍的理性派。”

周一眨眼便到了，尤里安按照海报上提供的讯息来到会场。他选了第一排靠出口的座位，认为这样比较方便他在必要的时候截住这位杨教授。随着会场的人越来越多，尤里安开始好奇地观察起今天的听众们——有一部分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看上去像是在读学生。另一部分人的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不出意外应该是相关领域的学者。尤里安在高中时代对历史一度很有兴趣，在十年级的历史课上还经常拿到1分的好成绩 。只是比起理论研究，尤里安更倾向于实践，因此在升学时，他选择了实践意味更强的新闻学专业。虽然尤里安无法用专业的眼光去评价主讲席上的这位教授，他仍然从杨威利洗练的语言、严谨的实证和深切的关怀中掌握了许多“这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的间接证据。尤里安看着台上杨威利双眼中发散出的笃定的光，实在有些难以相信，也是这双眼睛，曾在自己面前闪烁得那样哀愁。

上午十二点，当杨威利回答完最后一个提问者的问题后，主持人宣布本场讲座到此结束。折叠座位弹起时发出的声音开始此起彼伏地回荡在会场上空，尤里安用目光关注着杨威利的动向，见他提起公文包走向出口，便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尽可能自然地朝他所在的方向快步走去，杨威利走出教室后没多远，便被尤里安从身后叫住了。

“杨教授您好，我是——”没等尤里安说完，杨威利便开口说：“我记得你，你是档案局的那个年轻人。”

“是的，您记忆力真是好。”尤里安在心里为这样卓越的记忆力发出一声赞叹。

“谢谢。不过，有时候记忆力太好反而会带来一些困扰——想记住的倒是记住了，想忘掉的也没法忘。”杨威利淡淡地说，然后，他向尤里安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你有什么事吗？”

“我……我前几天走过图书馆，看到了您的海报。”尤里安有些担心，如果照实说出前来的意图，对方会不会要求自己立即离开，于是，他说：“您的讲授十分精彩。”

“噢，谢谢。你以前也是这里的学生吗？”杨威利问道。

尤里安如实回答：“不，是我女朋友在这里上学，我是在洪堡读的大学。”

尤里安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回答竟让杨威利的双眸亮了起来，紧接着，他听见杨威利说：“真是巧了，我也是在洪堡读的大学。那个时候，还没有柏林墙，我住在西柏林，每天穿过腓特烈大街到东柏林上课，下课了就去逛书店，或者顺着菩提树下大街走到施普雷河边散步，脑子里只有书和自己的研究，他人的纷扰、时代的风云彷佛都与我无关。像那样简单又快乐的生活，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了。”忽然，尤里安看见杨威利垂下视线，陷入了沉默。然后，他似乎又笑了一声，用更柔和一些的语气说：“我……和先寇布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尤里安不确定自己倒吸冷气的声音有没有被杨威利听到，他始终没想到这件事最终会由对方主动提起。他按捺住心中的紧张，谨慎地问杨威利：“如果不介意的话，您想和我聊聊他吗？”

“如果你不嫌我年纪大了说话啰嗦，我倒是知道附近有一家很合适的咖啡馆。”见尤里安果断地表示赞同后，杨威利说：“我想，这些事现在说出来已经不要紧了。”

柏林自由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杨威利和尤里安坐在一张木制小圆桌的两端，杨威利用小勺舀起一块方糖溶进咖啡中，平和的脸庞下藏着一丝羞怯，他低头盯着金边陶瓷杯里被搅起的小小波澜，说：“我本来已经准备让这些事和我的记忆一起消失了，毕竟这对历史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你要是想听，我就捡重点讲吧。”

“1958年4月，我在柏林洪堡大学亚洲系读博士，在一个东亚研究项目中做助理，每月能拿到一笔不多的薪水贴补生活。那个时候，东德政府文化部的工作人员会和系里合办一些文化活动，我们就是在一次文化活动后的晚宴上认识的。聊了几回以后，我发现我们都对俄罗斯文学很感兴趣，于是便交换了联系地址——他就住在夏洛滕大街，离我家不远。后来，我们在书店和剧院又遇见了好几次，慢慢地就熟了起来。”

“我的课业很繁重，研究所的事也很多，他比较闲，大部分时候都是他来找我——带着戏票，或者我迟迟找不到的书，节庆时还会带花过来。偶尔我有整天休息的时候，他会邀请我到他家，泡上一壶好红茶，想到什么就聊什么。他家有一架立式钢琴，他心情足够好时，就会弹柴可夫斯基——他弹的肖邦和舒伯特也很好，但是最拿手的还是柴可夫斯基。我记得他家的阳台上种满了白色的玉兰花，花开的时候，就在阳台的栏杆上围成一个弧形，像覆上了一层白雪。”

“那几年，我们老是凑在一起，直到1961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个人的、两个德国的。那一年，学校和学院通过了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我的导师也向我表达了希望我能留校继续进行东亚史研究的意愿，但60年代，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已经消退，统一社会党的文化政策开始收紧，如果不使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恐怕很难在学术界立足，可是我并不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就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论，于是，我私下联系了西边的柏林自由大学，大概等了有一两个月吧，我终于等到了面试通知，面试结束后，我得到了一份教学助理的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1961年8月12日。为了庆祝我终于得到工作，先寇布和我在威廉大街的餐厅里挑了一个临街的座位，开了一瓶香槟，他送给我一束白玫瑰和一只他的旧钢笔。我说，我离功成名就的教授还远得很，送钢笔太过了，即使真要给，也不用给这么贵重的。他坚持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晚饭后，他和我走到我家楼下，说今晚需要加班，我就让他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再醒来，东柏林就封闭了。”

杨威利稳住颤抖的呼吸，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说：“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住在夏洛滕大街的北端，那是东柏林的领土。我曾经尝试过去检查哨附近等，可是——你也知道，能等到的几率微乎其微，只是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日复一日地等，等每一个电话，每一次敲门，每一封来信，等得柏林墙从铁丝网变成了混凝土墙，从装上电网到清出无人区。在我终于快要绝望的时候，柏林墙开放了，东柏林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西边，检查站的士兵已经懒得检查证件，也不在意是不是有人从反方向走进了东边。我按他在夏洛滕大街上的住址去找他，可是那里早就住进了别人，那一家的女主人说，这是前东德政府分配给他们的住房，他们搬进这里时，房间里空空如也，他们也不知道上一个住在这里的人是谁，最后去了哪里。过去的两年里，我翻遍了东柏林的黄页和每一份解密的东德政府资料，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在前东德文化部的官员名单里，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任职记录。去年年底，我看到BStU 向市民开放档案的消息，便想来碰碰运气——不过看来，我的运气并没有那么好。”

“我一直找不到关于他的半点信息，有时候，我放下一沓一无所获的文件，甚至想问自己，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个叫做华尔特·冯·先寇布的人吗？会不会是我在洪堡读书时太寂寞，于是给自己创造出来一个朋友？”

尤里安刚想接话，杨威利接下来的动作阻止了他——他伸手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只黑金杆弧光绿百利金钢笔，拇指轻轻摩挲金色的笔夹，轻声说：“可是，这支钢笔是存在的。既然如此，把它给我的人也应该是存在的——至少曾经存在过才对。”

杨威利沉默了，尤里安一时半刻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回复。玻璃橱窗外，细碎的雪花轻盈地散开来，晃晃悠悠地扑向两人身侧的落地玻璃，化成水珠挂在上面。尤里安思忖良久，终于开口说：“我想……对您来说，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杨威利点点头，说：“你说得对。我来德国纯粹是意料之外的事，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内战爆发，如果不是因为长春围城在即的消息让我父亲无法再冒险等待美国领事馆的签证，我恐怕不会一个人来这里。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刚到柏林时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已经不能被称为一座城市，这只是一座城市的废墟。和这座城市一起重头来过的还有我的人生——汉语和日语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我得从头学习俄语和德语，我得抛下我的中国父亲和日本母亲，重新建设一个只有我自己的家，我得淡忘我的亚裔身份，努力在一个和东亚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生存。然而，即使我能做到以上种种，我依然只是一个局外人，当他们需要我为研究所工作时，我就是德国人，当我想用突破西方视域的方法研究历史时，我就是一个亚裔。我的一半日本血统让我在接受SED 政审时困难重重，我在洪堡不多的几个朋友——他们固然非常善良，但由于文化和经历的差异，也很难理解我的处境与心情。先寇布……他是唯一一个能理解我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我能感觉到，当我在说一句话时，他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最深处的那个声音。也许正因为我和他相处得过于自然，以致于我渐渐地就把‘他一定会一直在我身边’当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是不对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个道理我明白，只是当真正经历时，才明白个中到底是怎样的滋味。”

杨威利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又放下，“冷了。”他这样说。

“其实我以前一点也不喜欢喝咖啡，我还老在他调咖啡时冲他说，‘像泥水一样的饮料有什么好喝的’。东柏林封锁后，我总是做梦，梦到枪声、火焰爆炸声和哭声——就像后来我想象中的长春的样子。不然就是失眠，闭着眼睛就是睡不着，心像搁在铁板上，反反复复地煎熬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我折腾到凌晨三点半还没睡着，我想，索性就别睡了，于是在柜子里翻出他留下来的半罐雀巢咖啡粉，给自己冲了一杯。结果，那一晚我却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一觉睡到早上十点半。后来，我终于也开始喝咖啡了。”杨威利用小勺搅拌咖啡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抬头看着尤里安，尤里安却觉得他在看向自己之外的远方，“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一定又会笑我了。”

第二天上班时，尤里安一直心神不定，前一天和杨威利的对话一直在脑海中闪现。一个令人如此念念不忘的人，为什么会不辞而别，又为什么会丝毫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的痕迹？尤里安想起昨天和杨威利告别时他的表情，那个透明的哀伤的眼神令他难以释怀，而他又无能为力。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心碎的便是无能为力的哀伤。

下一位市民进来了，他从尤里安手中接过申请表，填好交回到他手中，尤里安拿起申请表走进档案室为他提取档案卡片。Wolfgang Wilhelm Schneider，尤里安一面在心底默念申请人的名字一面用指尖敏捷地翻过一个个档案袋。忽然，当他的视线瞥过一份档案夹顶端的姓名时，他的指尖如触电般缩了回来。他揉揉眼睛，定睛看着眼前档案袋上用黑色钢笔写成的姓名——

Walter von Schönkopf！

这下，尤里安连呼吸也变得紧张起来。他感到上帝在向自己投下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只要他动动手指打开这个档案袋，就可以给这场长达三十年的等待和找寻画上句号；然而一旦他擅自打开非本人申请的档案的行为被发现，他铁定会丢掉档案局的工作。尤里安自忖乐于助人，但有必要助人到这个地步吗？尤里安摇摇头，算了，没有必要。他的手指又动了起来，越过了这一个档案袋，直奔这次进入档案室的目标。

拿到施奈德先生的档案后，尤里安将拉开的档案柜推回原位。当他在推最后一个柜子时，滑轮卡了一下，他猛地一用力，重心不稳的身体猛地一晃，左手上的文件和笔掉了出去。尤里安只好蹲下来，重新捡起文件和那支黑色圆珠笔。在握起圆珠笔笔杆时，尤里安的眼前突然出现了杨威利的样子，当时的他握着那支旧百利金钢笔，眼神似水波一般温柔，又似冰川一般冷寂。

豁出去了！尤里安在心里大叫一声，重新拉开了文件柜，迅速翻出那个写着先寇布名字的档案袋。

答案很快就要揭晓了。

尤里安按捺住心脏的剧烈跳动，解开了档案袋的线扣。

❀ ❀ ❀

无论什么时候，宴会总是热气腾腾的。不管款待的对象是敌是友，总不能输了场面，得拿出最精致的器皿，配上最华丽的装饰，请来最著名的乐队，才配得上来宾的盛装出席。置身于礼服长裙拖曳出的珠光宝气中，杨威利不自觉地理了理自己那身不成套西装的衣襟。不过，鉴于自己只是一个文化部晚宴上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今晚宴会厅的灯光没有一缕会为自己照耀——这样的自觉让他少了许多社交方面的顾虑，从而将今晚的重心放在吧台和餐桌上那些平时难得一尝的美酒和美食上。他在吧台端了一杯Moscow Mule，又在餐盘中放上一些形状精美的点心，将一本小开本里尔克诗集夹在腋下，准备在楼梯间忙里偷闲一会儿。杨走到宴会厅门前，用夹着诗集的那只手试图推开门，但显然他低估了东德政府在外交上肯付出的财力——这扇门可不像自己吱吱呀呀的公寓门一样，用小指轻轻一碰就开了，杨威利和这扇红木亮漆门搏斗了好几个回合，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胜果，反而让夹在腋下的书往下滑了几厘米。正值他节节败退千钧一发之际，一双有力的手往门把手上施了一把力——门终于开了。

杨威利转过身来，站在自己跟前的是一位约莫三十岁出头的男青年，量身剪裁的深色小礼服在他的腰身上勾出颀长而健美的轮廓，浅棕色头发整齐地弯曲成一个典雅的发型，一双富有神采和机敏的湖蓝色眼睛看着他。这可能是一位外宾，杨威利为自己的招待不周感到愧疚，不应该是他为自己开门的。他正要开口道歉，对方却露出了然的神情，盯着从他手臂间露出一角的《杜伊诺哀歌》，用纯正的德语问道：“头一回来？”

带着一丝被看穿的尴尬，杨威利坦诚地回答：“是的。我是柏林大学亚洲系东亚部的博士生，被我的教授推荐来这里负责接待工作。非常抱歉，我没有注意到您——”杨正说着，对方却笑着摆手打断了他：“噢，没关系。我也只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上个月才刚到人事司报到，你看——这身礼服还是三天前才做好的。”看着对方努力证明自己同样是个晚宴新人的样子，杨威利低下头轻轻笑出了声。笑声让气氛缓和了不少，于是，眼前的男青年向杨眨眨眼，提出了一个提议：“其实，我也不太习惯这种场合，正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刚才我路过厨房，发现厨房后门有一小块空地，我准备去那边抽支烟，一起来吗？”

杨威利并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于是他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和他向厨房的方向走去，走到一半，杨想起了什么，向身旁的青年伸出手道：“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杨威利，你呢？”

“华尔特·冯·先寇布。”先寇布也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先寇布！

杨威利睁开了眼，眼前一片漆黑。附近传来缓慢而规律的滴水声和手掌下的棉布布料提示他——这是在他的家中，自己的床上。他继而失望地意识到——现在是1992年，自己不再是26岁，也不再住在城市的东边。

但是——

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杨觉得那都是真的，从先寇布那身黑灰丝光织纹礼服的布料里透出的他的体温、他口中吐出的烟雾、感到快乐时微微上扬的眉峰，还有那双锐利而机敏的眼睛——那双已三十年未见的眼睛——在虚幻的梦境里都显得如此触手可及。

三十年。宇宙的历史有一百四十亿年，智人的历史有十九万年，人类文明的历史有一万年，而一个人的历史呢？三十年，足以让一个人从年轻到衰老，从期望尚存到失落不断——三十年，几乎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写，文明可以重建，但一个人就只能拥有眼前的一生。

杨轻轻叹了一口气。叹气声似乎打扰到了身旁的人，菲列特利加翻了个身，用含糊不清的声音问：“怎么了？”

“没什么，我做了个梦。”杨威利为她把肩膀上的被子重新压好，轻声说：“睡吧。”

寒冬的积雪开始融化了，路上行人在阴冷的天气里拖泥带水地来来去去。尤里安仍像一艘永不停息的快艇，在工作和公寓两点之间来回穿梭。毕业临近，卡琳越来越忙，两人见面的次数直线下降。手头没有工作时，在脑海里规划他和卡琳在维也纳的新生活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而另一个选项则是翻阅已向市民公开的前斯塔西档案文件——鉴于最重要的一部分文件已经被烧毁，尤里安看到的大多数只是一些常规的行政文件——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结婚证明、人事调动证明……尤里安想起马克思说过，最理想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人可以决定自己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和谁一同度过，不受任何阶级的压迫，不受任何剥削的限制。“我们有可能随我们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复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他在书中这么写道。然而在现实里，人的一生将如何度过却是由这些盖上公章的文件决定的——去哪一所学校，在哪里工作，住在哪里喝哪一种啤酒……二十年代的美国人不能在酒吧饮酒，三十年代的德国人不能在夜晚唱歌，六十年代的朝鲜人不能去南边见自己的亲人——多么和平友爱的文明世界！

尤里安的手指翻过一页页文件，内容不出所料仍是一些被数据与评鉴高度概括的人生。人的一生要活那么多年、那么多天，在归档时却只有这薄薄几页纸——不对，有的人甚至连这几页纸也不知所终。尤里安暗自在心里说道——他想起那天在档案室里的事。

那天在档案室，尤里安将写着先寇布姓名的档案袋的线扣绕开又缠上，然后又绕开——如此一再反复，才终于用手指撑开了牛皮纸袋口。然而，当他终于将手指塞进牛皮纸袋中，却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物。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有一个见底的空洞和尤里安面面相觑。

尤里安本来打算看一眼先寇布的住址，再想个办法转达给杨威利。在看到空档案袋的一刻，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让一个历史学家掘地三尺都找不出来，大概是有什么力量刻意要把他在世界上的痕迹抹去。一个预谋被消失的人，他的痕迹是很难被人找到的。尤里安心想，小心而哀伤地叹了一口气。

手中的档案已经翻到了1962年的5月，尤里安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红茶，继续看下去——13日，一位部长调任国防部，全东德小学生歌唱比赛顺利进行，三位文化部官员因东德政府从来不会公开说明的原因处以降职处罚，他们分别是威廉·特林克斯、莱纳·布鲁姆哈特和华尔特·冯·先寇布。

先寇布？！

尤里安如被雷击一般，将文件上的名字又确认了一遍——是那个名字没错。虽然只是一份处分决定，但既然有处分，就不会只有一份处分决定。尤里安·敏兹搬过手边的黄页，抬起办公室电话的听筒。

街角的咖啡馆里，尤里安坐在一扇落地窗前，盯着小圆桌上一杯正在冒热气的咖啡出神。没过一会儿，杨威利也走进这家事先约好的咖啡馆，在他面前的一张椅子前坐下。两人简单而客气地打过招呼后便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似乎都在等待对方先开启话题。最后还是尤里安先开了口：“教授，我——”尤里安停顿了一下，接着，他再度鼓起勇气，说：“我得向您承认，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怎么了？”杨对突如其来的忏悔显然毫无准备，疑惑地看着尤里安欲言又止的表情。终于，在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尤里安说：“我在档案室看到了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文件。”

尤里安的话仿佛一记重锤打在杨的心脏上，他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手中的公文包，却没有接话——他在等尤里安继续讲下去。

“我本来没打算看……但是……它正好就在那里……它……”尤里安想解释，可是这解释又说来话长，他努力打住复杂的内心活动，说：“总而言之——我打开了文件袋，心想只看一眼，如果他还活着，我就把他的住址记下来……”

杨的双眼已经涌起了急切的波澜，然而他还是安静地听尤里安说着，右手指尖不经意地轻叩咖啡杯盘的金色边缘，小心翼翼地问：“那么……他还活着吗？”

“我……我不知道——”尤里安答道，“档案袋是空的。”

“什么？！”见杨不敢相信自己，尤里安又重复了一遍，“档案袋是空的，连一张纸条、一句说明也没有。” 杨威利深吸一口气，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个时刻——相反，在过去那些数不清的不眠之夜里，他已经在脑海里把这一刻预演了成千上万遍——是生是死，是好是歹——无论是哪一个答案，他都已经接受过；无论是哪一种感情，他都已经承受过。现在，尤里安只需要挑选出其中一个版本，在上面盖上确认的戳，就可以为三十年的等待和寻找画上句号——抑或是逗号。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尤里安给自己的答案，竟然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号。

“市民可以查看或影印自己的档案卡，但不能带走原件。我检查了档案局的申请记录，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市民曾经查看过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档案卡。”

杨低头陷入沉默之中，他的大脑飞快地筛选着各种可能，而每一种可能都不能解释现在的情况——如果这是一个假名，斯塔西的档案里怎么会有他的记录？如果这是一个真名，为什么文件袋里却是空的？看来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杨威利失望地想。杨的眼睑愈发低垂，而尤里安接下来的话却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是，教授——我在一份文化部的处分文件中看到了一个姓先寇布的人。”尤里安从书包里掏出一份影印文件递到杨眼前，说：“您看，是您要找的那个人吗？”

杨威利的身体微微前倾，他看向文件上的文字，文化部人事司——是他所在的部门；华尔特·冯·先寇布，35岁，男性——一千七百万东德人里，不应该有第二个叫这个名字的三十五岁男人。他的食指指尖不露声色地划过印着先寇布姓名的几个字母，朝尤里安点头道：“很有可能就是他。”尤里安继续问道：“依您看，他的档案失踪会不会和这次处分决定有关？”

“有可能。东德文化部并不如外人所想是一个单纯的和平的部门，这可能是斯塔西最在意的一个部门。”杨想起当时在文化部做兼职助理时的见闻——几个一现身就能让谈笑风生的同事们噤若寒蝉的领导，一些在办公室谈话时忽然发出的轻咳，在那栋办公楼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特异功能，能凭借同事的一个眼神就得知站在自己身后的是哪一位领导，以便故作镇定地转换谈话主题。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人事司找先寇布，“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就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先寇布后来回忆，“把莱纳的脸都吓绿了——他还以为你是督察组的人。”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地活着，所有人都假装自己安全且自由，没有人胆敢指出这里的不正常。因为在这里，实践勇敢的代价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范围。“在这里，不要相信任何人。你对任何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在今天下班前送到部长跟前。”二十六岁的杨威利看着先寇布深潭般的眼眸，将信将疑地问：“包括你？”而后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包括我。”吐出一口烟后，他又补上一句：“我们才见了不到十次面，以这个次数来说，你的坦诚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杨威利的手指在黑白相间的钢琴键盘上来回划动，短暂的沉默后，他开口说：“但我宁可相信你。有一位中国学者说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不远处的沙发上，先寇布似乎被烟呛了一下，他扭过头，意味深长地盯着杨威利，说：“但这里是东德——我劝你还是调整下你的处世哲学，早晚有一天你会被你心中的那些仁义给害死的。”而杨威利却针锋相对道：“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好好活着，但死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可怕。”

先寇布干笑了一声，说：“行了，你不会死的。你会长命百岁，最后成为一位名利双收的智慧老人，在孝顺的子孙、忠实的爱人和争气的学生环绕中安详离世。但我就算了，我不想给自己增添后代这种麻烦事。要是我先死，可别忘了为我在《新德意志报》上登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听到他这么说，杨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这是他想要结束一段无法达成共识的对话时的一贯做法。先寇布吸完最后一口烟，起身将燃尽的烟头摁灭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走到钢琴前，将杨挤到琴凳的另一端，问：“今天弹哪一段？”

后来，杨已经记不清他们之间爆发的绝大多数争论，只记得在那个烟雾弥漫的七十平方房间里回荡着的手指敲击琴键的声音，或轻快，或沉郁，或悲怆，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杨知道，对于他和他这样的人，语言是非常有限的。他大可以把一个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他也能够用他的如簧巧舌将他逼到哑口无言，但对于触及到心灵的部分却永远无计可施。他只能看着他苍劲有力的手指在键盘上翻转、跳跃，倾诉着另一种欲说还休。

杨威利感到喉咙一阵干涩，他轻轻咳了一声，对尤里安说：“他可能上了斯塔西的名单——这也许就是他的档案袋空了的原因。”

尤里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每个东德市民的头上都悬着一双眼睛，它无孔不入地掌控你的行踪，扫描你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始终被认为是“无害的”，再加上一点麻木和对SED的忠诚，他大概可以自欺欺人地将那些缠绕在手腕脚踝上的鲜红镣铐视作一种特殊安全带。然而，对于一些被列入“危险清单”的人来说，事情却远没有这么简单。他们会在斯塔西内部拥有一个代号，他们的住宅和办公室的角落会被装上窃听装置，再由几个工作人员轮流监听——而这一切都不被当事人察觉。直到铁幕粉碎后，他们之中的幸存者才猛然惊觉，那些在家中打开电视机收看DFF的日子，与电视画面上的雪花一起闪烁的很可能还有一双活人的眼睛。

“无论如何，我都要谢谢你，你本没有必要为我冒这个险。”杨威利向尤里安报以感激的笑，将几张零钱留在空了的咖啡杯旁边。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尤里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来。

“教授，我想——也许您可以试试申请查看自己的档案卡？”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