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英丨先杨丨柏林，1992。 5（完结）

上一章

波恩市郊的住宅区，尤里安和杨威利从出租车中出来，停在这栋门口院落中种满藤彩虹的白色二层房屋的门廊前。尤里安准备往前迈步，一旁的杨威利却显得有些迟疑。

“教授，改变主意了吗？”尤里安在档案局见过在真相面前却步的人，他们会犹豫、愤怒，转而拒绝相信事实。尤里安非常理解这样的人，因为在某些时候，事实是如此残酷，真相甚至是一种诽谤。

杨威利摇摇头，说：“不，我只是有一些紧张——过去的三十一年里，我替他和我们俩设想了上万种结局，每一种结局都享有着平等的可能，和我将如何接受这个结局的预演。但今天之后，我只能接受其中的一个。尤里安，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到头来我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接受这一种结局。”

尤里安带着理解的语气说：“教授，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下次再来。”

杨将头上的毛毡帽子脱下捏在手上，说：“不，尤里安。我这六十几年的人生路，一路上失去了很多人，我的母亲、父亲、同学、同侪、朋友——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绝大多数都某一次寻常的告别后就失去联络，生死不明。白日青山，天人路隔。现在，华尔特·冯·先寇布极有可能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个拥有结局的人，无论如何，我都要接受他全部的、真实的人生。”

尤里安·敏兹点点头，伸手按下门铃。不一会儿，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出现在两人面前，杨伸出手，向这个约莫年长自己一些的老人问好。

“我想，你就是杨威利吧。”卡斯帕·林兹对着眼前人打量片刻，便直截了当地问道，反而让杨十分惊讶。见状，他摆摆手，说：“抱歉，别介意，我见过你的照片，除了发色，你和三十岁时没什么变化。”说完，林兹转过身，示意两人进屋。“我想，你们想问我的事，还是坐下来讲比较好。”

尤里安和杨在林兹的带领下来到他位于二楼的画室，四方形的房间里堆放着一些画板，房间正中的画架上放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因为绘画既可以表达，又充满了抽象和隐喻——这让我感到安全和愉悦。”林兹将房间中央的画架移到墙边，搬过两张椅子放在茶桌前，自己则在画凳上坐下，目光随着杨威利的动作而移动。待杨威利在木椅子上坐定后，林兹开口说道：“杨，我其实很想见你。”面对杨不解的眼神，林兹继续说：“因为我一直想看看，能让华尔特·冯·先寇布用性命保护的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他说这句话时，尤里安隐约感到身旁的杨威利的身体僵直了一秒，但他依然稳住了自己的情绪，让林兹继续说下去。

“这些事情，我原本已经打算带进坟墓里了，但这个年轻人的电话让我意识到，也许上帝在人间还有最后的正义尚未完成。”林兹拿起茶桌上的陶瓷杯喝了一口茶，盯着杨继续说：“首先，我必须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华尔特·冯·先寇布这个人，和你朝夕相处三年多的文化部官员先寇布只是一个伪装。”

“我知道，华尔特·冯·先寇布是斯塔西安排的虚假身份。”杨威利平静地说道，被左手按在膝盖上的右手指尖微微颤抖。

“噢，不，不是这样。”林兹的表情神秘而复杂，一双精明的绿眼睛阖上又睁开，“他继承了他德裔母亲的容貌和纯正德语口音，以至于斯塔西自始至终都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加入斯塔西之前，他一直生活在莫斯科。”

林兹的话像引爆了一颗无声的炸弹，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尤里安差点叫了出来，他看看杨威利，又扭头看看林兹，眼睛瞪得像一只被车灯照射的鹿。

“您是说，华尔特·冯·先寇布——姑且这么称呼他——是个俄国人？！”

林兹点头，“我和他都是来自伏尔加河畔的俄国德意志人。”

这下说得通了！杨的脑海中闪过一系列的场景——普希金、马雅科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异常伶俐的弹舌音……原来，他对俄国文化的偏好并不是对所谓进步的向往，而是一种文化的习惯。杨若有所思地长叹一口气，“Schönkopf……多么漂亮的名字，多么标致的脸庞，就连我也被这个名字给蒙蔽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向我掩饰过他是一个俄国人这个事实……”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如果他不掩饰，就说明他是故意这么做的。”林兹盯着杨威利说，“我想，他能做到这一步，一定是非常信赖你。”

听完这番话，杨威利脸上的表情变得愈发复杂。

林兹继续说。

“我和先寇布是在特别学校认识的——当然，当时的他并不叫这个名字，进入这样的学校后，我们会被禁止使用自己原来的名字，用分配到的新名字称呼对方。但我们会私下给对方起我们喜欢的名字，他的名字是骑士。

“他的父亲是一名骑士，在1917年参加了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战争失败后，他失去了全部产业，在伏尔加河畔务农。1936年，大清洗开始，他的父亲因为反对农业集体化被判反革命罪实行枪决。之后，克格勃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带走，送入了特别学校，他的母亲也在和他分开后不久去世了。来到这里的孩子，大概都是这样类似的身世，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一些被排除在苏联的新国家体制和“人民”范围之外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想要在这个体制中活下去，就只能成为体制的工具，成为超级大国争霸路上的垫脚石。

“在这里，我们并不接受寻常的国家教育课程。抱歉，我一直说这里是学校，但实际上我们每天的教学内容是训练如何察言观色吸引或减少他人的关注，如何在宴会中向他人快速套取需要的情报，如何在要员的办公室里用微型相机拍下机要文件，如何使用手枪消音器……总而言之，我们被剥夺了父母、姓名、过去、现在和未来，只为成为一群只服从上级命令的训练有素的战士。

“我和他在那所学校呆了五年，我们睡在通铺上，他睡在我左边。我们被严禁在睡觉时说话，于是我们便学会了用手指在对方手掌上写字来交流。那五年，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完成训练后，我们接到各自的任务前往欧洲战场。1948年，我受命来到柏林，之后便一直潜伏在斯塔西派驻文化部的办公室。直到十年后，我们在文化部再次见面，他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但为了不互相暴露，我们始终保持着一般上下级的同事距离。我不知道斯塔西是怎么找上的他，但我想，面对斯塔西的邀请，他应该不会有任何顾虑。我了解他，他和他的爷爷——一个近乎顽固的保守派——一起度过了人生头十年，因此从来没有把苏联当作过他的祖国，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失去了祖国的人’。我应该上报——这就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我没有向上级报告。我们这些人，早就是被祖国抛下的弃子，父母和亲人大多枪毙的枪毙，自杀的自杀，仅存的也只能在精神病院里探亲，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过的挚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也因为这个原因，退休之后，我没有选择回苏联——噢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

“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但是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特工里，他是最强的一个，谨慎又机敏，做事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和他‘共事’这几年，他一直伪装得很深，没有人注意到他。然而，1961年8月初，在内部会议上有人提出他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频繁与西柏林的大学教授联络，建议再次对他的安全级别进行审查。那一年，正值苏联计划进行第二次柏林封锁，几乎所有的中上层官员都在会议中被要求减少与西方的来往，他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很容易成为目标。当时的我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他这样急切，即使暴露也在所不惜。我试图提醒他——在单位的卫生间里，用我们小时候交流的方法——然而他并没有停止行动。8月12号晚上，我路过局长办公室，听见局长和书记的谈话，他们决定在玫瑰行动后立刻审查他的近期活动和人际关系。我立刻去了他家，告诉他，他已经暴露了。我猜测当时的他可能是要逃亡，并且，我隐约感觉到，这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计划——以他的能力，如果是一个人行动，他完全可以做到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所以，为了和他一起行动的人，我必须劝他中止计划。因为一旦上了斯塔西的名单，即使去到了另一边，他们也会顺藤摸瓜，毫不留情地除掉他以及和他相关的所有人。

“我从没有见他喝过那么多的酒，如果不是13号凌晨还有任务，他可能会灌下更多伏特加。我想，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很痛苦的抉择。不过，我的警告仍然起了效果，无论他之前有什么计划，他都没有进一步行动。只是在第二天，他找到我，拜托我替他做一件事——他知道我有档案室的钥匙，他要我找到一个人的档案，替换掉里面的文件。

“在学校的时候，我很喜欢画画，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但是总有年长一些的同学会趁我不注意夺走我的画，在他们的团伙内传看，然后当众撕掉，嘲笑我不像个男人。这种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说点什么，教官也默认这样的互斗行为——这正好可以印证我们的反革命劣质基因。只有他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把对方的头儿按在地上猛揍，非让对方向我道歉。我是一个特工，特工必须无情；但是，我也是人，人不能没有感情。他有他的情感，我也有我的——我不能在我唯一的朋友露出这样空洞的悲伤之际弃他于不顾，所以我溜进了档案室，换掉了杨威利——也就是你——的档案。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他不顾一切想要保护的人。

“我从东德政府成立之初就在部里，很少有人会怀疑一个部门中‘元老’政治成分。但他们显然没有放过他，先是调职，然后随便找个由头处分、降级，无止尽的谈话、审查……他终于忍无可忍，拒绝参加针对他的审查会议。最终，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63年6月，他在斯塔西总部的一栋办公楼里和试图逮捕他的工作人员发生了枪战。”

从刚才起一直表现得平静的林兹眼圈泛起了红晕，他的嘴角颤抖着，努力继续发出声音。“没有人知道那一天的斯塔西叫了多少批增援，也没有人知道二楼通往三楼那一段的楼梯究竟流了多少血，我只知道——第二天他们不得不放了一天假，以便清理现场。

“为了不暴露其他KGB在东德的活动，他的档案被其他特工取出销毁了。这个国家收缴了他的人生，最后像抹去桌上一粒灰尘一样将他的历史悉数抹去——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被驱使，被命令，被要求放弃自己的姓名，套上一个随机的身份生活、工作，再在一个晴朗的月夜被一颗随机的子弹射杀。我用卡斯帕·林兹这个名字侥幸活到现在，却再也没有机会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在这个世界立足，某种程度上，在进入那所特别学校之际，我们作为自己的生命就已经终结了。”

一行泪水滑落林兹的脸颊，话音停了，画室里一片沉默。尤里安看向杨威利，后者垂下头，将一双饱经沧桑的眼藏在花白的额发下，双手紧紧攥住大腿上的西装裤。

“教授……”

杨威利没有回应，尤里安感到有些不安。林兹见状，朝他所在的方向靠近一些。

“请你原谅他，杨，也不要责怪自己。虽然我和他在文化部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私人谈话，但他在那三年多里的神情是我记忆中他最愉快的样子——我想，虽然包裹着重重谎言，但他确实从你这里体验到了一些生而为人的幸福。”

杨的眼圈通红，直直地看着林兹，然后，他点了点头，说：“谢谢你。”

“对了，”忽然，林兹似乎想起了什么，“有一样东西，我希望你能看一看。”

林兹站起身来走出画室，两人跟随他走上楼梯，走过走廊，爬上房屋的阁楼——林兹将这里布置成了他的书房，他走到书桌前，拉开右手边第一个抽屉，从一个棕色的皮革笔记本中抽出一张老照片递给杨威利。 “在学校里，我们最害怕的事就是忘记自己的名字，可是姓名这种东西，一旦没有人使用，就很容易被遗忘。虽然历史终将洗去我们的生命痕迹，但我们依然不希望被早早忘却，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同学，以求他们帮我们记住——哪怕是一个绰号，或者一张不以任何别的身份出现的照片。”林兹指了指照片的背面，“这里写着他的真实姓名，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这个。”

杨威利久久凝视那个陌生而亲切的名字，他将照片翻过来，拇指抚过照片上的他，他利剑一般的眉毛、水波涌动的眼睛、锐利的下颌，和柔软的嘴唇……他的手和嘴角开始颤抖。

“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后半生……这三十一年，我没有一刻忘记过他，没有一刻不在想他……”

杨的黑眼睛里染上了一层水雾，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准备将照片交还给林兹，后者却摆摆手阻止了他。

“你留着吧，这应该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一张照片，我想，你应该比我更需要它。”

杨抬头，望着林兹了然的目光，感激地向他点头致意。

室外的阳光并不算刺眼，杨威利依然在走出林兹家后立刻戴上了墨镜，直到两人坐上回程的火车也没有摘下来。有的人悲伤如汹涌波涛，有的人悲伤如深邃寒潭。尤里安安静地坐在他的身旁，不去打扰杨的心绪。 火车驶进柏林站时，天色已黯淡了下来。月台上，三五成群的旅人或相聚，或别离，在橘黄色的路灯映照下，令尤里安的心头涌上一些温柔的感伤。身旁的杨已经摘下墨镜，恢复了平日的神情。

“我想，”尤里安注意到，杨开口的第一个音节有一些沙哑。“我们就要分别了。我本来已经不抱希望，准备把这段经历就当成一场梦，但因为你的缘故，让我再一次触到了这个美梦。谢谢你，尤里安。”

“别这么说，教授。”尤里安咬住下嘴唇，做了个决定，然后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记者，在某一天出门上班后，再也没有回家。后来，他们说在湖底发现了他……这件事始终留在我的心底。我在档案局工作，原本是希望能够找到他的档案，然而我翻遍了档案局也没有找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一条活生生的性命消失了，却连一份文件一个档案也没有留下。”尤里安的声音哽咽了，“所以，在和您寻找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一些精神的慰藉。”

尤里安·敏兹与杨威利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再见，尤里安。”

“再见，教授，我们还会再见面。”

“当然。”

杨威利朝尤里安微笑。

-The End-

2023.10.11